汉碑源流及风格类型
汉碑源流及风格类型
汉碑在东汉晚期的仪式化,取得了官方正体的地位。
汉隶以汉碑为典范,隶书与碑的结合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简帛书法已具有隶书的性质和风味,但包蕴了多极发展方向，处于一种不定的隶化进程中。
汉碑是东汉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
汉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组成部分,汉碑即指神道碑,墓碑源于周代。
战国至西汉是墓碑的酝酿期，秦代纪功刻石及墓地铭刻物是东汉墓碑产生的重要源头。东汉盛行厚葬，促进了墓碑的发展成熟。形制、书体、文体、墓碑的发展都极尽完美。
汉碑形制,碑座称“趺”,为长方形;碑身则为长方形竖石，正面谓“阳”,刊碑正文:反面谓“阴”,刻题名;左右两面谓“侧”，碑首称“额”,刊刻标题，碑文也成为典型化的文体,即诔（lěi）文。
东汉晚期,儒学向汉碑全面渗透。汉碑多出在儒学中心的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传世汉碑数量庞大,风格类型多样。
从汉碑的审美形态，书体特征，风格倾向分析，汉碑可分为三类:
一、方拙朴茂，峻折凌厉
如《张迁碑》《鲜于璜碑》《建安六年残碑》《衡方碑》《张寿碑》《耿勋碑》《熹平残碑》《孔谦碑》《孔褒碑》《刘熊碑》等。
特征：图式上尚保持着早期汉隶朴拙博大的气象和自然意味，体现汉碑雄强风格，没有同期汉碑所表现出的精丽典雅、装饰意味少,笔法方拙简真,尤见刀意。受简帛书法的影响极少，直接从西汉石刻嬗变而来，但西汉石刻篆意犹存，线条追求圆厚,而这类作品则以刀掩笔,呈现出方拙峻厉的意态。
以《张迁碑》为代表。在笔法方面与同期汉碑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张迁碑》笔法在隶变趋于终结的东汉晚期出现，已具有楷隶之变的超前意义，其用笔开魏晋风气，是楷化的滥觞。
以《张迁碑》为代表的方笔派汉碑在书史上不仅具有风格类型价值，也具有深刻的书体变革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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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
二、典雅凝整,法度森严
根据笔法可分为二类:
1.肃括内劲:代表性汉碑有《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华山庙碑》《娄寿碑》《张景碑》《建宁残碑》《朝侯小子残碑》《李孟初神祠碑》等。为典型的庙堂正体，因此,刻写具精，八分披拂，装饰意味极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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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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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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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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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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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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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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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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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侯小子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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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初神祠碑》
受儒家中和美学思想的笼罩审美范式消解了早期体汉隶庶民化倾向的遵循，将简帛书法的“逸笔草草”的率意进行限制，呈现出情理交融的审美风范。
在笔法上，吸取汉简笔法的飘逸灵动的基础上，又加以刀法的融摄，线条呈现出刀笔结合所特有的遒劲肃括,内敛潇落的韵致;
2.灵动飘逸:《孔宙碑》《尹宙碑》《韩仁铭》《仓颉庙碑》《孔彪碑》《曹全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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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宙碑》
纵逸飞动、笔势开张，左右分驰，极尽其势，由简帛书法直接演化而来，笔法上吸取了汉简的灵动韵致，刀不掩笔，注重笔墨书写意味的表达。
即《孔宙碑》《仓颉庙碑》，与《礼器碑》《史晨碑》之不同。是由二类碑刻对刀笔的不同倚重所致。
三、奇古浑朴，诡谲多变
如《夏承碑》《祀三公山碑》《鲁峻碑》。气格高古,带篆籀笔意。隶变程度不高，有强烈的复古倾向。与一般汉碑在书体，笔法上差别很大。笔法崇尚圆笔,极意波发，在汉碑中处于非主流地位，影响小，存数不多。但对唐代隶书及北朝中后期摩崖经体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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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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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三公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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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峻碑》
隶书经过两汉四百年发展，至东汉晚期成熟。基于两种文化规定:
一、儒学的文化选择。在书体上，汉承秦制，主要表现在对秦隶的继承方面，小篆在汉代失去官方正体地位，从西汉到东汉中期竟仅有一种官方标准书体。隶书在汉代已获得通行书体的地位，但在东汉末年之前，隶书没有被官方认作标准书体。
东汉中后期，隶化程度的提高,隶书开始被官方重视。
二、隶变，书体变革的本体规定。隶变意义在于消除汉字象形意味而使汉字成为纯粹抽象表意符号。艺术上，打破了汉字空间结构的僵滞态势，表现在书法线条的时空运动特征方面。空间结构的降解，使笔画从对空间结构的绝对服从中解脱出来，而获得独立意义。书体的自由度被解放，汉隶在实用和审美两个领域获得双重价值认同，推动了隶书正体的产生。基于这两种文化规定，使汉碑在东汉晚期走向定型化，成为庙堂正体。
汉碑由庶民化的早期汉隶演变而来,虽然出于文化功用目的对简帛，摩崖书法进行图式修正，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早期汉隶所具有的强烈的生命感、整体性力量和气势。简帛、摩崖书法基于审美自由的生命原动力，很大程度支配着汉碑的风格生成，是构成汉碑风格类型多样化的重要原因。
草书与张芝
章草出现至迟在西汉末期到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代的草书已经大行于世了。
东汉章帝时，杜度为齐相，以擅章草。崔瑗继承杜度草法而又有创新。崔瑷顺应时代审美思想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已有从质到妍的变化。
东汉章草经杜度、崔瑗变革,已成为具有全新审美内容的新兴独立书体。
流风所至，东汉晚期形成强大的草书流派。
东汉晚期，儒学独尊思想面临挑战，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展开清议运动，冲破儒家礼教的桎梏，给社会带来变革气象。经学衰微，书法艺术的独立性增强，开始受官学的重视。随着书法革新思潮的出现，草书崛起，整个士人阶层形成“草书热”。
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家，献身草书艺术,显示出崇高的艺术热情。学子弃仕途，献身艺术的做法招来正统儒学人士的攻击。赵壹在儒学正统立场，使他无法从书法审美角度认识、理解草书。认为书法是经艺载道的工具，为王政之本，非圣人之业。赵壹《非草书》的目的,在于重申儒学的尊严,平息士人中的草书热情，重建儒学信仰。但赵壹的守旧观念不能阻滞体现时代审美的草书在东汉晚期的发展，在熹平光和时代达到顶峰。
在东汉晚期，隶书、草书都由于文人的介入参与而臻于成熟，隶书经过文人提炼、改造，逐渐成为庙堂正体，趋向僵化，草书经过文人改造逐渐摆脱实用化羁绊,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
在汉代草书发展史上，张芝的出现标志着草书文人化传统的开端。西汉时，草书主要出自徒吏之手，是民间化书体。到杜度崔瑗出现，章草的规范化和审美观念得到普遍强化，出现由俗到雅的转变。但此时草书的审美价值尚未获得社会性认同。到桓灵时代,以张芝为代表的文人草书流派通过对草书的全新审美-文化阐释，构成对现存书法文化秩序的冲击，开启了草书文人化源流。
张芝草书相比于杜度、崔瑗，在审美形式上更加纯化，省减章草的盘曲结构，线条开张，时空运动特征更趋强烈。草书的法度也在张芝草书中得到初步建立。审美范式和文化意蕴都与西汉简牌草书的庶民化具有本质的区别。张芝草书完成了由民间书风向文人书风的过渡，书体上显示出章草向今草的转变。
张芝草书形态方面是章草，其草书创作是极其理性化的，草书必为楷则，草书书写速度极慢，所以并非是狂草，且东汉并不存在任何意义的狂草。
东汉晚期，隶变趋于完结，书体进化达到高峰，行书、草书、楷书都相继产生。隶书的庙堂化,草书显示生机。
张芝草书意义在于创立了草书文人化传统，初步建立起草书法度、规范，这对同时及后世书家产生影响,魏晋二王草书即是张芝草书的衣钵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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